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
更新时间:2019-08-11 17:50:00 点击数:100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着。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梦》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A .陈蜕庵是一个很有文化眼力的学者,在晚清这个时代就看出了《红楼梦》是一部思想巨着,可惜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B .《红楼梦》里有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他们的名字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利用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是中国文化的体现。C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而不朽的着作,它是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主脉。D .《红楼梦》里“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取义于《西厢记》“花落水流红”句,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字面“香艳”,内涵沉痛。(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经、史、子、集中的“子部”收集的都是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而在传统观念中小说是野史或“闲书”,是不能收在“子部”的。B .作者用举例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化”,指出这里的“化”就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化”,意在突出“化”对人的感化和教化作用。C .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要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学会“咬文嚼字”,要了解《红楼梦》里的中国文化,要从研究人名开始。D .欣赏《红楼梦》的意境之美妙,探寻其价值意义,需要先懂得《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体会《红楼梦》的文化蕴涵。(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中国文化在表现形态上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经、史、子、集的分类就是中华文化在书册形式上的体现。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特征有两条主脉:一是仁义,二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一部中国文学史。

  《红楼梦》有巨大的文化底蕴,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独特的汉语的魅力上,甄士隐等人的名字就表现了汉字语文的精髓。

  红学是一门严肃学问,并不是随意解读《红楼梦》,而是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究和考证原着的思想文化内涵。

  舍形而悦影,这往往会叫我们离开真实,追逐幻影,脱离实际,耽爱梦想,但古来不少诗人、画家偏偏“舍形而悦影”。徐文长画的《驴背吟诗图》,用扭曲的线纹画驴的四蹄,不写实,却令人感到驴从容前驰的节奏,仿佛听到驴蹄踢踏的声音,使画面更加生动而有音乐感。

  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习惯于脱离物态形骸而沉入万物的精神世界,把玩真实的生命和气韵,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通过“离形得似”“不似而似”的表现手法来把握事物生命的本质。离形得似的方法,正在于舍形而悦影。影子虽虚,恰能传神,表达出生命里微妙的、难以模拟的真。这里恰是生命,是精神,是气韵,是动。中国古代画家画竹子不也教人在月夜里摄取竹叶横窗的阴影吗?

  法国雕刻家罗丹创作的特点正是重视阴影在塑形上的价值。他最爱到哥特式教堂里观察复杂交错的阴影变化,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他雕塑的人物形象里,成为他造型的特殊风格。我深深地被他的艺术形象感动,觉得这些新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形象和古希腊的雕刻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贵乎创造,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命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的了。

  时令、文化、风俗三节合一的“清明”,自唐宋以来,多有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而“清明雨”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寄托愁思与缅怀之情的独特物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以凄凉、忧伤的意味而深入人心。在追思先人的日子里,“清明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脉脉之雨,而是添人愁绪的凄凄切切之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就是千年来清明气象的写照。

  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攀升到12℃以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从冬到春的转变。此时,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减弱,来自东南方海洋的暖空气开始活跃北上。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是冷暖空气往来频繁、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冷暖空气在此交锋,因此这一带出现绵绵细雨便不足为奇。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

  清明之雨,使悲凉凄切的氛围更加浓重。从生理层面看,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分泌的松果体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使人精神振奋,霪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清明雨”还在心理层面充满悲意。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心理上的。换言之,人如何感知、想象和看待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便赋予它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在肌肤上,更加剧了悲凉心理的体验。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股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的科举制度,为社会选拔了大量的治国之才,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清科举制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不少弊端。但也绝非仅考八股文一科,其三场考试还是较全面的考查了应试者的人文知识。

  一些有真才实学却在考场上屡试屡败的学者,如朱熹、顾炎武、蒲松龄、吴敬梓等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讽刺。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特殊艺术,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三代夏商周秦汉),最显着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时产生的几种学说非常显着的具有这个特点,比如阴阳五行说、灾异说、分野说。这些学说成为了早期中国学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对后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当时这种注重天人关系的实际表现,比如孔子作《春秋》,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他用很隐晦而曲折的写法劝诫人们行人事时要知天命、重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鼓吹天命观,就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政权的合法性也和天的受命联系起来,后来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就几乎没有改动的加以继承了;而司马迁写《史记》,也说他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寓人事于天命的天命观,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但是无可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此后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培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初期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非常浓厚的重视天命的文化观念的长期作用下,很自然的,人们的视野就会投向广阔、神秘而深邃的自然。因为自然,就是天地和人最接近最现实的部分。从而天人关系,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提法有概念上的不同。它沿袭了天人感应的一贯精神,主要是在于人和自然精神交流这个意义上的,而现在的提法则更注重人和自然实际间相处的关系,还有物质使用方面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和自然精神交流的思考,也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在方上,孔子已经把人的思想性情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性情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相应的意象象征,从人而为仁,想到这种仁就像山一样的宽厚;从人而有智,想到这种智就像水一样的灵动。这实在是孔子思想光芒里最闪耀的火花之一!类似的说法多见于诸子百家的着作中,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行事的精神必须和天保持一致,向天学习。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的精神追求甚至行为方式都应该和自然找到共通点和契合点。这种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命论演变过来的,但又是对天命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将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对本文的主题书法艺术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